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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某向某房产公司购买202室房屋，某物业公司提供前期物业服务。2024年10月20日，陆某发现202室房屋返水，当日告知某物业公司家中返水情况，后物业安排人员查看并进行疏通维修。2024年10月21日，陆某发现家中再次返水，家中更多区域遭污水浸泡，遂即再次联系某物业公司进行疏通并要求其通知其余业主暂停用水，后物业安排工程及安防人员上门处理，同时陆某联系第三方机构进行管道疏通。2024年10月22日，因返水问题仍然存在，物业挖开总管进行排查及对管道进行维修。经维修，陆某房屋未再出现返水问题。因房屋返水，致陆某房屋及家具等多处受损。经鉴定，涉案房屋返水是因室外段公共排水管道回填土不规范，致排水管道受力不均匀、变形断裂、排水不畅所致。同时，鉴定机构提供了修复建议、修复费用修复工期的意见。

　　法院经审理认为，侵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该房屋返水系开发商在建造房屋时回填土不规范所致，故某房产公司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某房产公司辩称可能是交付后施工回填土不规范导致的，但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某房产公司辩称已过排水管道工程质保期两年的意见，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建设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四）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为2年。”该规定适用前提为正常使用条件下，而回填土不规范并非正常使用条件，不适用于上述规定，故法院对此不予采信。某物业公司已经尽到物业管理职责，故陆某要求某物业公司承担共同赔偿责任，法院难以支持。法院判令某房产公司赔偿陆某房屋修复费用及财产损失八万余元。

　　施某系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成年人，具备一定生活自理能力，未婚无子女，其父死亡后施某与其母孙某某共同生活居住。2022年10月，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认定施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孙某某担任施某的监护人。2025年1月，孙某某订立遗嘱指定某某监护中心担任施某将来的监护人，该遗嘱经某公证处作出公证书予以公证。2025年2月，原监护人孙某某因病去世。某某监护中心以及时保障施某合法权益为由，向法院提出申请变更监护人。审理中，施某、某某监护中心表示同意接受孙某某遗嘱安排。某某监护中心表示计划将施某财产分为三部分管理，由施某保管并使用小额财产以供日常生活所需，由某某监护中心保管固定金额医疗保证金以供紧急医疗所需，由某公证处保管主要财产确保财产安全，使用主要财产时需要履行请款审批手续。施某、某公证处均表示同意。某某监护中心、某公证处一致同意由某公证处担任某某监护中心的监护监督人。

　　法院经审理认为，监护人死亡的，监护关系终止。监护关系终止后，被监护人仍然需要监护人的，应当依法另行确定监护人。孙某某担任其子施某监护人期间，订立遗嘱指定申请人某某监护中心作为其死后的监护人，遗嘱经公证且经审查确认真实有效，已发生法律效力，故某某监护中心具有监护资格。庭审中，施某明确表示同意接受申请人某某监护中心担任其监护人，且能解释说明理由，对于施某的真实意愿予以尊重。申请人某某监护中心主张的财产三分离的监护监督方案，有利于保障被监护人施某的财产安全，不违反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法院予以确认。综上判决施某监护人变更为某某监护中心；监护人某某监护中心应于规定时间内将施某主要财产转账至某公证处保管，监护人某某监护中心处分前款时应当遵守某公证处的请款手续；监护人某某监护中心应当定期向某公证处提交监护履职报告。

　　1. 善用“遗嘱指定监护”制度，审慎指定将来监护人。“遗嘱指定监护”是“老养残”家庭提前规划监护安排的核心法律工具，能有效避免父母离世后失能子女陷入监护真空。父母应尽早启动规划：首先，秉持审慎态度筛选潜在监护人，优先考量有血缘关联、具备稳定经济条件、品行端正且有主动照料意愿的近亲属；若亲属中无合适人选，可联合居民委员会、公益帮扶组织等渠道拓展范围，通过多次沟通、实地考察等方式，全面核实候选人的照料能力、责任意识，确保其能真正履行监护职责。其次，明确遗嘱核心内容，需详细载明监护期限、照料标准（如居住安排、医疗护理、日常陪伴等）、监护权限边界，尤其要注明禁止性条款（如不得擅自处分被监护人财产）。最后，务必通过公证形式固定遗嘱效力，必要时可同步录制视频、留存见证人证言等补充证据，让监护安排具备充分的法律约束力，从根源上减少后续监护纠纷。

　　2. 推行“被监护人财产三分离”，守护财产自主与安全。失能子女的财产权益保护是监护安排的关键环节，需在保障安全的同时尊重其财产使用意愿。父母应在身体状况允许、沟通条件具备时，以温和易懂的方式与失能子女沟通财产规划，充分倾听其是否希望独立使用个人财产的想法。若失能子女具备相应认知能力、有独立支配财产的意愿，可采用“被监护人财产三分离”的监督措施：明确失能子女始终享有财产所有权，监护人仅拥有有限管理权（如代为保管、必要支出垫付等），同时指定第三方监督主体（如公证机构、社区公益组织、信任的亲属），建立财产收支明细定期公示、重大支出事先报备、年度财产核查等制度。这一机制既能防止监护人滥用权利侵占、挪用财产，又能保障失能子女在自身能力范围内独立支配财产，让财产真正服务于其日常生活、医疗康复等核心需求，维护其合法财产权益与人格尊严。

　　某照明公司是一家自2009年扎根上海嘉定的民营企业，专注照明灯具制造销售，在行业深耕多年，积累了稳定的客户与市场份额。郑某系某照明公司总经理，手握公司生产、销售管理大权，却于2023年8月私下“另起炉灶”，成立同为民营企业且经营同类照明灯具业务的某工业公司。2024年2月起，郑某利用职务便利，将某照明公司的客户订单转移到其私下成立的某工业公司，甚至让某照明公司为某工业公司无法生产的零配件“代工”以经营同类照明灯具业务，对某照明公司利益进行“蚕食”。2024年3月起至11月15日，短短数月间，某工业公司靠“截留”订单，创下了人民币3700余万元的销售额，直接导致某照明公司损失人民币200余万元经营利润。2024年11月15日，郑某接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审理过程中，郑某的家属代为退出人民币200余万元以赔偿某照明公司经济损失。

　　2024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二）》将民营企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纳入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犯罪主体。2025年5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明确民营经济组织与其他各类经济组织在法律地位、市场机会和发展权利上的平等，核心是破除所有制差异带来的待遇鸿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指导意见》也强调，司法机关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为有效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划清民企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行为的法律边界，强化企业内部治理的法治导向，需要各民营企业切实完善经营管理模式，加强内部制约机制，以堵塞管理漏洞、防范同类风险。

　　北京完某科技公司自2016年起独家享有《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等四部小说（以下简称涉案小说）及《武林外传》影视剧（以下简称涉案影视剧，与涉案小说合称为涉案作品）的网络游戏改编权。2021年，北京完某科技公司发现上海晓某网络公司、上海听某传媒公司在其运营的《暴某》游戏（以下简称涉案游戏）中，未经许可使用涉案小说人物、武功及情节，并在宣传中引用相关元素，遂向北京某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双方达成和解并签署协议，约定上海晓某网络公司、上海听某传媒公司删除或修改涉案游戏及推广中使用的涉案小说独创性、知名元素，并支付和解款后北京完某科技公司撤诉。2023年，北京完某科技公司发现，涉案游戏及其宣传仍大量使用涉案小说中的独创性内容。例如，游戏角色“断指神丐”的人物设定与《射雕英雄传》中洪七公形象高度对应，游戏剧情“一顿美食换几招绝顶武功”亦与原作桥段相同，此类相似比比皆是。此外，游戏还使用《武林外传》中的人物名称和经典台词。北京完某科技公司认为上海晓某网络公司、上海听某传媒公司未按协议履行删除义务，反而在2024年上线的新副本玩法中新增了与涉案小说内容高度相似的元素，该行为构成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且应适用惩罚性赔偿，故起诉要求法院判令上海晓某网络公司、上海听某传媒公司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赔偿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双方在先和解协议约定“权利人就新发现的侵权内容有权随时通知修改”，该条款的核心在于制止侵权行为。上海晓某网络公司、上海听某传媒公司签约后未删除既有侵权内容，反而在新版本中叠加侵权元素，构成新的侵权行为。其次，涉案游戏实质性地融合了原作品中被详细刻画的人物特征、剧情桥段等独创性表达，且整体上与涉案小说形成对应关系，侵犯了北京完某科技公司享有的改编权。同时，涉案游戏使用涉案影视剧中具有高度识别性的人物名称、经典台词等元素，以及在宣传中攀附涉案作品知名度的行为，足以引人误认为其与涉案作品存在特定联系，构成不正当竞争。最后，在责任承担上，上海晓某网络公司、上海听某传媒公司明知侵权却“不删反增”，主观恶意明显。涉案游戏运营时间长、营收规模大，侵权情节严重，符合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要件。法院综合涉案游戏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率、侵权内容对游戏收益的贡献率及侵权持续时间等因素，合理确定侵权获利，依法对涉案著作权侵权行为适用两倍惩罚性赔偿。最终，法院判决上海晓某网络公司、上海听某传媒公司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赔偿北京完某科技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300余万元。判决后，各方均服判息诉。

　　于2023年入职上海某文化传播公司，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向上海某文化传播公司提供的简历载明，教育经历“北京大学，本科，企业管理，2009年至2010年，短期培训性质，周末培训；西华师范大学，本科，心理学，2001年至2005年，大学全日制本科，拥有教师资格证”，工作经历“2005年9月至2006年12月在某学院担任班主任，2008年9月至2015年4月在央企下属投资公司担任人力资源经理，2015年4月至今在上海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担任人力资源总监”。在入职后，上海某文化传播公司发现其存在编造学历的情况，且2017年至2024年期间先后与十家以上不同的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相关法律文书载明的工作时间均为短期，其工作经历亦存在造假。上海某文化传播公司认为，提供的简历虚假，存在欺诈行为，导致公司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遂解除劳动关系。据此主张上海某文化传播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这些原则不仅仅是道德规范，更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这就意味着，任何一方违反基本原则，都可能因违反法律规定，面临不利的法律后果。实践中不乏有劳动者或用人单位为了提升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对自身条件进行“包装”或“美化”。事实上，适度的美化无可厚非，但超出一定限度，甚至与实际严重不符的“美化”，却是适得其反的行为。正如本案中，劳动者通过虚构学历、掩盖多次短期工作经历等方式骗取职位，最终被用人单位发现并解除劳动关系，法院依法认定该劳动合同无效，用人单位也无需承担支付赔偿金的责任。可见，虚假的简历不仅并非捷径，反而会导致劳动者的社会评价降低，削弱其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甚至会对其今后的职业发展造成难以弥补的负面影响。同样，对于用人单位而言，企业也会因此浪费大量的时间成本和管理成本。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信用经济的基础，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构建，更离不开诚信生态的底座。

　　刘某义与崔某晨为同乡发小关系。2025年1月3日15时59分，刘某义与崔某晨相约。同日18时许，两人打完台球后至某饭店聚餐，聚餐地点距刘某义住处相近，崔某晨买酒，刘某义买单。席间，两人共饮一斤白酒，各自饮用5两左右，直至凌晨一点半左右结束聚餐。崔某晨驾驶摩托车载刘某义先送其回家，送到刘某义住处后，停留大约40分钟后，崔某晨独自驾驶摩托车回家。2025年1月4日2时18分许，崔某晨在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跌地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崔某晨继承人认为，共同饮酒人之间有相互照顾与注意的义务，包括提醒、劝阻、护送等。刘某义对崔某晨过量饮酒的行为未加以劝阻，亦未履行对崔某晨醉酒后照顾、护送义务，应对损害结果承担责任。崔某晨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诉至法院，要求刘某义赔偿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损失91余万元。

　　本案争议焦点为：刘某义对崔某晨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死亡的损害结果是否具有一定过错。结合查明事实，法院评析如下：关于受害人自身责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受害人应当清楚自己的酒量、过量饮酒的危害以及酒后驾车的危险性。在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共同饮酒人存在劝酒、逼迫饮酒等不当行为的情况下，受害人将自己置于一种极其危险的状态，漠视自身安全，酒后违法驾驶摩托车系导致其死亡的直接原因，故崔某晨应对损害结果承担主要责任。关于刘某义是否承担同饮者侵权责任。聚餐及共同饮酒属于正常的人际交往行为，饮酒本身不具有违法性。共同饮酒人的作为义务，其义务来源于先前的不当行为，不当行为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饮酒中的不当行为，二是饮酒后的不当行为。前者如强行劝酒、逼迫饮酒、许诺条件饮酒等，后者如醉酒者处于危险状态，同饮者未给予扶助、照顾、看护等附随义务。根据查明事实，刘某义与崔某晨相约聚餐饮酒，刘某义明知崔某晨驾驶机动车前来，应当对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危险具有预见性。刘某义不仅未能劝阻崔某晨酒后驾车，反而在距离较短的情况下乘坐崔某晨驾驶的摩托车先行回家，继续放任崔某晨酒后驾驶摩托车返家，使崔某晨处于持续的危险行为之中。上述行为反映出受害人与被告的安全和法律意识薄弱，对于酒后驾驶机动车行为的危险性认知不足。刘某义作为同饮人未尽必要的提醒、劝告、照顾等注意义务，对崔某晨的死亡结果具有一定的过错，应对崔某晨酒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死亡未获赔偿的损失承担一定赔偿责任。综合考量共饮人之间的密切程度、违法行为的性质、过错大小以及原因力大小等因素，最终，法院酌定判令刘某义赔偿崔某晨继承人损失10万元。

　　近年来，全国每年发生交通事故超过20万起，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交通事故发生后，机动车商业保险具有弥补损失、转移风险的作用。但保险公司如果认为发生了法律规定、保险合同中约定的拒赔情形，或者无法就事故损失情况与被保险人达成一致，可能拒绝承担理赔责任。这就意味着，即便投保了机动车商业保险，也不代表能顺利获赔，一旦遭遇拒赔，原本指望起到兜底功能的保险便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反而会让车主陷入维权烦恼。因此，了解机动车商业保险理赔的范围、条件以及拒赔的法定情形，明晰自身在理赔中的权利与义务，才能在事故发生后最大程度避免合法权益受损，真正让商业保险成为交通事故后的坚实保障，切实发挥其转嫁风险、弥补损失的核心作用。

　　某物业管理公司在某财产保险公司处为车辆投保了机动车商业险（含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等）。2024年10月6日17时25分，某物业管理公司的司机在驾驶车辆过程中与他人车辆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某交警支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某物业管理公司的司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某财产保险公司对某物业管理公司车辆的受损情况勘查后，认定损失数额22096元；某物业管理公司对某财产保险公司的定损数额不予认可，自行委托某评估公司对该车辆损失情况进行评估，评估结论为77400元。某物业管理公司至法院起诉，要求某财产保险公司赔偿车辆损失77400元、施救费1500元以及评估费2300元。某财产保险公司对某物业管理公司所述保险合同关系、事故发生过程、责任认定等均无意见，但认为某物业管理公司主张的车辆损失数额过高，牵引费数额没有充分证据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