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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庭光表示，香港的消防响应采用分级制度，通过不断提升警情等级来申请更多资源，有点事后评价的意味，不能解决火场的资源调度难题。这一制度的前提，是火势能够在升级流程期间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而不是呈现指数级扩张。外墙工程引发的立体火灾恰恰具有爆发性特征，它不像室内火灾那样会在短时间内受到燃料供应的限制，而是拥有连续可燃物和开放空间，使得火焰在数分钟内便能突破规模阈值。传统的火情评估和上报环节在面对这种快速燃烧情况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滞后效应。消防指挥中心需要等待现场指挥官反馈、判断规模、提出增援请求，然后再调度附近资源，但火势却可能在这一期间经历一轮甚至两轮“规模跃升”。如果等到火势完全成形后才启动高级别响应，资源永远比火势慢半拍，现场扑救人员的处境也随之变得更加凶险。

　　针对高层建筑的防火问题，麻庭光建议，社会发达之后，对消防的认识应该有所转变。首先，从满足消防合规性要求（Compliancy）转向维持安全等价性（Equivalency）的思路，才能更好地解决维修工程带来的防火挑战；我国标准对老建筑和维修过程的重视程度显著不足，因此大部分灾难都是在标准没有充分保障和覆盖的前提下发生的，属于粗网之下的漏网之鱼；其次，发达社会重视中小学消防科普，科普对象往往是儿童的父母，而不是儿童本身，因为父母更会倾听儿童的说话。我国消防的社会地位较低，与缺乏这种科普思路有很大的关联；再是，制定标准的过程需要某种程度的民主化和代表性，让底层的声音能够反映出来，以专业的方式影响标准，才能满足全面覆盖全社会的防火需求。没有足够代表性的标准，其使用效果是相当可疑的。